郎咸平文集 - 悲情城市 - 自创 - 讯佳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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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8:07 资料短消息

郎咸平文集

其人介绍
他揭露了科龙顾雏军,他对人民币升值持不同看法,他住在尖沙嘴价值700万的房子里,他自称是亚州最好的公司理财专家,他对财富再分配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就是郎咸平
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亞（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長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亞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于世银经济学家Stijn Claessens和Simeon Djankov合作，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課題.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內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郎教授的监管思维在重要媒体包括“新财富”，“财经杂志”，“21世紀经济报导”，“三大证券报”，“中央电视二台经济半小時”，“中央电视二台财经报导”，“凤凰卫视”等等经常报导。根据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郎教授是世界級的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专家，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郎教授的论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

[ Last edited by iamaforest on 2005-9-12 at 2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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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8:12 资料短消息

郎咸平：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

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正组织相关学者要讨论国有资产是不是严重流失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要讨论由郎咸平教授所提的目前产权改革方向存在的错误，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的问题。其实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国内财经界炒的沸沸扬扬，有网民支持郎咸平教授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企业人士就不支持郎教授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是偏激的言论。为此，朗咸平教授于8月25日在香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国有资产到底是怎么流失的？
质疑TCL的10％

此前，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方向存在错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正在合法吞噬国有资产。这个观点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他特别提到几个大企业，包括TCL、海尔和格林科尔等。

就这个问题，郎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整个事情的开始是从TCL开始的，因为TCL开始被誉为产权改革的典范，甚至认为将来国营企业都会沿着TCL的路子走。TCL的道路是，财产的基础还是国家的，但是我做的好了是归我的，以净资产回报率10％作为基点，我保证10％给国家，超过的就给我的，我可以把它转化成股权，这虽然很好的，但有其严重性。为什么这么说？TCL通过这种方法转化成股权，管理层持股25％，李东生个人他的身价是多少呢？可以说是12亿之多。当然有很多人说，国家并没有损失，他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把企业做好了，钱赚多了，多出来是他的，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郎教授认为，这是第一个案例。而海尔作为中国第一大好企业，格林科尔是第三个案例。有人就说你有什么好骂的呢？你嫉妒什么，你凭什么批评他？

但是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凭什么10％以上是归你们呢？你晓得不晓得，作为国营企业的老板，这是你该做的事，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比如，以前的红塔山，红塔山做的那么好，看起来好象都是企业自己的功劳，但是如果政府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一齐竞争，有你红塔山的地位吗？

企业老总就是“保姆”

今天国营企业老总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国家给你一个机会，你把一个企业做好是应该的。中国是太强调这些所谓的国企老总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我们对他的信托作用却是没有半点要求，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他的了，就如此的荒谬，他可以累计他的工时，超过多少工时他就可以把我们家买断，这不就是TCL模式吗。

郎咸平说，他们不就是保姆吗？他们的水平和保姆、和我郎咸平、和你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是经理人，我把书教好，你要把节目做好，凭什么我们教书教好了，大学不是我们的，电台不是你的，企业却变成他们的了，这公平竞争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之后，你发现TCL净资产10％以上归他所有，这就是不公平，因为做好是应该的，你没有资格要求。你做的好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薪水，像李东生这样高水平的企业家，你一年拿两千万都是应该的，可是你不能拿股权，你不能成为股东。

你有没有听说过通用做的不错，通用现在是谁的，不是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的。80年代初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的很差，公司倒闭，找一个重组专家来做重组，很有功劳，起死回生。这个企业的状况和当初海尔有什么差别呢，把很差的企业重组好了，那企业现在是谁的呢，还是属于中小股民的，并没有属于重组大王的，他重组做好是应该的，给你一大笔钱，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但是，中国现在不是这种想法，做的不好是应该的，做的好全部是自己的，这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失误。

谁在真正控制海尔

TCL10％以上是它的，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基本观念是错的，做好根本不应该是你的。对于海尔企业，我找了七个学生三个月不眠不休（作调查），我们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也是今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香港有一个海尔中介，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海尔投资，海尔投资竟然是由职工持股会几乎全部控股，海尔投资控制的是什么呢？控制的是商标，目前市值是612亿，控制所有零部件的采购，总资产加起来600—800亿之多。海尔总销售额去年不过806亿，他所控制的资产总值就600—800亿，我们反问一下，凭什么职工持股这么多，你给海尔做事是应该的，为什么控股这么多。

我们再看一下，职工持股会，现在说它是集体所有制，问题在这里，当初是怎么样把国家的资产转到职工持股会手上的呢，难道你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吗？如果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话，那我就要问一句话，这些做决定的董事们在职工持股会有没有股权，有的话，就是合法的利益输送。

所以，今天这个国有资产产权改革，改到现在是危险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关法律缺位，并不是说在一个完整的法律架构下是合法的，不是的，而是中国没有监管法律。所以，也不是说（他们）走法律的空隙，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几乎都可以做。

其实，他们是合法，但是不合理。

海尔的前身是什么，是1955年的合作社，这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的前身。1985年张瑞敏入手，叫青岛冰箱总厂，经过张瑞敏20年的努力，妙手回春。目前人们的心态是，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呢就是他自己的。因此海尔目前是谁真正的控制海尔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中小股民，而是海尔职工持股会。当然，TCL有TCL的手法，海尔有海尔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两家公司都通过不同的巧妙说法能够将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这就是我所批评的重要原因。

敌人是骂不倒的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朗咸平对于德隆的批评造成德隆的危机，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或许会造成格林科尔的危机。而现在格林科尔的主席已经控告朗咸平，在香港采取了法律行动，对此，朗咸平认为，虽然说德隆现象是我第一个批评的，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问题的话，我是骂不倒的，所谓敌人是骂不倒的。

我对德隆的批评和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是一样的态度，就是用实际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可能性肯定是非常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认为郎咸平偏激，认为我有预测能力，其实都不是的，从德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用实际数据说话的。很不幸，德隆给我说中了，我说资金链撑不了多久的，我没有把握说你什么时候会垮台，但是迟早会出问题的。但德隆所采取的手段不是向我学习，而是处处打压我，造谣，透过一些不相关的人制造一些气氛，比如恐吓类似的方法，让我不要说话，他想搞一言堂，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这是民营企业家的特色，他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也不想学习的。

批评不带任何偏见

我常常开玩笑讲，如果德隆当时请我给他们讲课，我告诉他怎么做的，他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我批评格林科尔我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用严谨的数据，也是他公布的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我最近准备把我整个数据进行披露，就是批评格林科尔的文章里，数据的来源会详细披露给媒体，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科学的研究，大家不要误解说我对什么公司有偏见，不存在偏见的问题，而是我对任何一家公司的分析都是以数据在说话，你的数据证明是好的，我也不能说你坏，这是原则。

说到格林科尔的问题，格林科尔经过我分析以后，发现它是用一些手法合法取得国有资产，比如像第一个有名的科龙、美菱、ST湘轴等。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在收购没有完成以前，就提早进入董事会，这个数据是个真实的数据，你干嘛那么急呢，提早进入董事会做什么，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我发现他进入董事会以后，四家收购，其中有三家，都有这个现象，在被收购以前，费用大幅提高，收购完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只要了解一点会计知识的话就会知道，收购前大幅提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制造亏损，收购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很明显，就是提高利润。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这几个国营企业亏损了，但是可能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你调整会计科目的亏损，你收购完成以后，他就赚钱了，赚钱的原因也是会计科目的调整，因此我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这是我提出最大的质疑。如果用这种方法取得国有资产，算是合法的，可是合理性何在。

我用自己的会计方法把它调回来，就是事先不提高费用，事后不降低费用，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盈利的现象，并没有说你收购完之后你就开始赚钱，没有了，你发现都是负利润。

想想看，如果顾雏军入主科龙或者是美菱，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的话，那将改写我们几十年所发展的金融理论。一个企业要转亏为盈是非常艰难的，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人事、管理、制度、行销、物流等等你都要做改变才有可能的，这不是几个月做得成的，而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能不能做好并不确定。我们把民营企业看得太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什么都改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无知。

经过会计科目的调整，发现它并没有赚钱。可是国有资产到它手上去了，而且由于事先亏损，所以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买，买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了。可是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而价格是谁定的？是由当事人和卖主定的价格，很多人说，郎咸平讲的不对，他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有什么话讲。

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像一个房子价格100万，我5万就把它买过来，也就是说当事人决定一个不属于他们的资产的价格，这个资产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双方一个厂和一个买主就能够决定价格，自行定价，公平性在哪里？所以，国有资产在一个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自行定价的结果，就是以合法的、最低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

上市公司应该允许批评

对于有人认为这是在改革当中的一些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代价的观点，郎咸平驳斥认为，这种观点不成立，改革为什么要有代价，这又不是暴力革命，又不是流血革命，这是一个经济活动，只要是经济活动就能够被量化，就能够被法制化，为什么要牺牲呢？不是牺牲企业家的，是牺牲全国老百姓的财产，这公平性在哪里？而且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权力。

想想看，我今天对格林科尔的批评，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数字说话，下个礼拜就要披露原始文件，到底我每个数据都是从哪里来的，你会发现都是公开披露的讯息，我还是算有话语权的人，我讲一句话，他都要采取一种威胁恐吓，甚至打官司来对待我。但是，你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吗，用中小股民上市公司的钱来和保护中小股民的人来打官司，公平竞争在哪里？讲的更可笑一点，你是上市公司，我们对你质疑是应该的，你既然想上市，你就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怀疑，你解释清楚就好了，你能搞一言堂吗？你以为是什么时代？

我还是对媒体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是中小股民怎么办？你就有不讲话的份。我请问你，我们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所以，我接到律师函以后，为什么我会如此高调在北京开记者会，因为我绝对不会让这种现象发生。

今天打这个官司，不是为我个人而打，这个关系到未来整个改革的走向。

谁是“理论家”

在郎咸平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收到律师函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生，一是几乎是90％的网民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经济学界表示支持的人似乎是少之又少，在企业界好象和您有相同意见的人似乎也不算太多，也有人认为朗咸平的观点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走到市场的实际操作层面，郎咸平反驳说，实际情况是，真的在所谓理论层次上人的都是骂我的人，他们都拍脑袋想理论，没有做过实际研究，真正做过实际研究的是我，说出实际数据的是我，我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连中小股民都听得懂的话，怎么叫理论层次？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些人搞不懂吗？

很多人说，郎咸平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你，你不回应，我说你叫我回应什么，你拿数据来说1＋1等于2，我还能回应，他骂我，说郎咸平你是个混蛋，我怎么回应？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混蛋？我没有办法回应的，你发现没有，对我批评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我是人身攻击，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回应。

国企改革的最大误区

对于中国有企业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进一步解释说，国企老总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和通用韦尔奇一样。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缺乏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包括国家把资产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做好，因此你做好是应该的，这是你对国家以及老百姓的责任。但是国企老总很少有这种责任感，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那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应该把你的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就是要以国家的利益和股民利益为根本的信托责任，这是我们所缺乏的。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产权改革给他们太多的诱惑，有学者说，职业经理人缺位，他们应该当所有人，这样的话才能激励他们做的好，这是胡言乱语，我完全反对，这是政策对他们的歧视，而且是好的歧视，让他们有这种决心来频繁的获取国有资产。

因此说，现在的国有产权改革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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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23 资料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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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iamaforest at 2005-9-11 08:12:
郎咸平：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

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正组织相关学者要讨论国有资产是不是严重流失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要讨论由郎咸平教 ...

相关链接
国资委：国资流失现象比郎咸平说的要严重

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对“中航油事件”有一个深刻的反思。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国资委不久前在清华大学悄悄举行了一个内部学术会议，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当场表示，中航油海外失利的主因在于企业产权代表缺位。

　　

透露消息的这位人士正是当日为数不多的与会者之一。
2004年11月底，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爆出炒油巨亏5.54亿美元的丑闻，一个被誉为走出去棋盘上“过河尖兵”的明星国企瞬间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事件触到了国资委的痛处。

　　

在中央正大力支持国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当口，尤其是在国内正鼓励以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时刻，巨额的亏损事实使“中航油事件”成为了一桩金融丑闻，对于积弊已久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的冲击也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

2004年12月10日，国资委曾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对此表态，但只是简单地指出这种指数期货业务属违规越权炒作行为，并未分析这种违规运作的源头。　　

中航油败于监管失效

直至今天，中航油及其总裁陈久霖仍在接受新加坡有关部门的联合调查，而国内对这家最主要的航油供应商的善后工作也仍在进行。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么，谁该对这个结果负责？目前，已经有棒子打到了中航油上级集团公司头上。但季晓南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复杂，关键在于监管的有效性和产权代表的缺失。

从2003年开始，由于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这种金融投机行为造成了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但直到陈久霖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时的一年多时间里，亏损局面一直没被发觉。

国资委另一位重要人士也认为，“中航油内部不是没制度，但是执行不力；它内部的监事会可以起作用，但作用并不完全。”

据透露，中航油东窗事发前，已经有内部人士提出预警，指出“中航油存在很大的经营风险，陈久霖对公司治理不理不睬”，但这个警告终究没有变成制止陈的行动。

“根本问题在于企业内部'所有者'代表的缺位”，季晓南认为，企业经营者是有私利的，如果缺少一个代表企业资产所有者的独立个体，或者由经营者同时充任了国资的“所有者”代表，就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的现象，造成监事会执行不力。

国资流失比郎咸平说的要严重

事实上，内部人控制问题也不光出现在中国，引起全球震惊的美国“安然”公司早已是前车之鉴。

清华大学的一位学者认为，国资委的出现已经部分解决了国企改革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从个体来看，企业内部产权代表缺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正是国资委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在他看来，为防止企业内部人控制，企业首先要实行股份制；资本市场、证券机构对企业的监督要保证有效；而国有独资企业也可引进外部董事制。

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中，国资委在“流失”这个问题上屡屡遭遇难题。在“中航油事件”之前，国企MBO（经营者持股）造成国资流失的问题已引起广泛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正是引发这场讨论的焦点人物。

　　在当天的会议上，季晓南也第一次明确表示出国资委对“郎顾之争”的看法，“我们认为，郎咸平反映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有些方面甚至比他说的要严重，但是他的结论还是过于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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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27 资料短消息

[size=4=]林毅夫：产权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市场竞争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学术思想十分丰富，能否大致谈一谈20年来的治学线索？

林毅夫：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想了解改革前为什么体制是那样，改革之后体制应该如何变革。1988年，我对传统体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当时遵循的赶超战略，与那个发展阶段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是相违背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短缺而相对昂贵。但我们优先发展的却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

为了建立这样的产业，只得采取一系列扭曲政策，如压低价格、压低汇率，然后用行政的方式，把这些稀缺的资金和原材料根据国家计划配置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这一整套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牵涉到许多部门，包括金融、财政、外贸，甚至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等，各方面都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市场竞争被取消掉，在考核企业时，无法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要采取各种行政性干预，来剥夺企业的微观自主权。

　　这套想法我基本上是在1988年就形成了。此后，我基本上是用这套体系来解释过去的现象，以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能够解释得比较透彻的。

　　记者：关于国企改革，您当年和张维迎等人有争论。最近郎咸平的观点也引起许多舌战，您的看法如何？

　　林毅夫：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从要素禀赋、发展战略这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最初比较侧重分析政府的角色，最近几年慢慢提出了一个微观基础，即企业的自身能力问题。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的规范有两个，一是内部逻辑自洽，二是它的推论也必须和经验事实融洽。在理论交锋的时候，也必须坚持这两个原则。

　　1994年，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和张维迎有一场比较大的争论。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就在于国有嘛。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所在行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称之为战略性负担；第二，过去一个工作岗位派几个人去，冗员、养老保险等，这方面我称之为社会性负担。

　　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在于政策性负担。如果没有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不一定就经营不好。

　　1995年时，我和张维迎的争论更多是在理论层面，现在可以从实证方面分析。苏联东欧经过10年改革，已经全部私有化了。当时那批被私有化的企业，只要政策性负担不消除，政府仍然要给它补贴。补贴不仅不会减少，可能还要增加。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苏联东欧改革的10年。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看法。

　　只有把政策性负担剥离，才能谈到产权改革。

　　郎咸平的看法和我比较一致。他认为，国有不一定就经营不好。我认为，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不一定经营不好。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国有的，它几年前收购了日本的日产公司，日产是一个完全私营的公司。为什么一个国有企业会收购私营企业？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产业是其比较优势，而雷诺又没有什么政策性负担，没有养工人的负担。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赚不赚钱，取决于其管理好坏，责任很清楚。经营好你就是经理，该奖励就奖励，该升迁就升迁；要是经营差，根本没有理由推脱责任。

　　记者：和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是否更多呢？

　　林毅夫：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多一点，并不一定是问题。我打一个比方，这个玻璃是透明的，我加一层、两层、三层，还是透明的。如果玻璃不透明，一层就不透明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当中，真正造成企业经理兢兢业业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产权，而是市场竞争，而且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当年，和张维迎的最大争论就是在这一点。

　　记者：以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经历了20年改革，在西方受过教育。您的定位和社会任务是什么？

　　林毅夫：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中国的士，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的责任。今天的经济学家，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有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取向。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大问题，如果你对这个大问题有贡献，那么当然也可能影响基本理论。我认为，改革和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产生的，而发达国家的微观行为一般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直接干预的领域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把企业具有自身能力作为暗含的假设，是很恰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有太多的干预，对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有太大干预，这就导致一大批企业在竞争中实际上是没有自身能力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可以构建一套发展理论，甚至一般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个人在这方面仍继续努力，在理论模型和经验事实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记者：当前改革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问题确实很多，地区收入差距、金融、国企改革、腐败现象等等。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共同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走出困境。

　　比如，三农问题和地区收入差距有高度相关性。中国这么大，各个地区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东部是人才，中部是农业，西部是矿产资源。一直到前几年，为了保护和补贴主要的国有企业，主要矿产的价格是压低的。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也是压低的，比如粮食、棉花。矿产资源是国企的投入要素，粮食是国企低工资职工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价格的控制，都是为了国有企业。

　　可以看出，我们是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补贴东部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这样地区收入差距当然越来越大。

　　第二，要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的办法是减少农民、城市化。减少农民，城市里必须有就业机会。最多的就业机会，来自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也不少，可是它们的发展有两个障碍：一是市场准入的障碍，一是金融服务的障碍。市场准入障碍很多是因为要保护国有企业。金融方面，能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是中小金融机构。但我们基本上不允许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所以，农民收入很难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第三，贪污和腐败，最重要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是市场准入方面的干预，一是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不管是垄断，还是对价格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要彻底转型，必须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我提出了四个政策建议：第一，如果它的产品是国防上绝对需要，又不可能从国外进口，那就只能继续补贴。任何国家都一样。美国对其国防产业也是补贴；第二，如果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它在国防方面不是很敏感，比如通讯产业、石化产业，资本很密集，国内有很大市场，这种状况下，可以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让这些企业直接到国外上市。或是和国外企业合资，直接用国外资本，等到它获得国外资本，就会获得自身能力。此后就变成了管理的问题；第三，如果它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那么也就没办法获得国外的资本，那只能转产。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都有工程设计力量上的优势。利用他们人力资本上的优势，让它去转产，生产国内有很大市场，同时又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就有可能获得较大的自身能力。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四川长虹、嘉陵摩托车；第四，如果它的工人都老化了，产品又没市场，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破产。需要破产的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里面，我觉得并不多。因为大型国企的人员素质，是高于中国平均的人力素质的。

　　我的看法是，只要没有政策性负担，对大型企业来讲，很难说国有就一定经营不好，私营就一定经营好。实际上只能在竞争中决定谁好谁不好，经营不好，就可能被收购。我觉得，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讲，实际上产权就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垄断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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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30 资料短消息

周其仁：我看朗咸平其人其事
记者：对于这次的争论，我们曾问过您的看法，当时您表示不大愿意参加争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变了主意？

周其仁：辩论要有思想价值，重点不是找对手的错，而是阐述自己的对。挑毛病容易，问题是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辩论的好处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话讲得更清楚。不过，误入歧途的辩论从来也不少，主要是重点放错了地方。挑人家的错挑上了瘾，一路跟下去，最后发现除了再也不能冷静看世界，什么也学不到。

谈到郎咸平，我以为看出他有错并不难。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八月我在安徽、广东两地出差，路上断断续续看到关于“郎监管”言论的报道。还是高调指控著名公司的套路，不过罪名不再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而是海尔、ＴＣＬ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那样严重的罪名，摆明非司法解决不可。要么被控罪名成立，要么控方诬告和诽谤，看不出有什么学术问题。可是后来看报道，除了格林柯尔老总在香港提出司法诉讼，在内地这样一个“侵吞国资”的官司题材，居然被处理成一场“学术论战”。最为传神的媒体批评，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不“失语”能干什么呢？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好比要是现在有人说又发明了永动机，物理学家能干什么，恐怕也只好“集体失语”。所以虽然不断有朋友和同学要我发表意见，无奈自己就是提不起劲头。这就是上次谢绝你们电话采访的原因。“不喜欢热闹”也是实话，向来如此。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决定回应郎咸平？我自己方面有三点原因。第一，据说郎氏指控的应之者众，不少人情绪激动，以为郎咸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二十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点重要，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我讲了，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还有一条，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争论，都回避了郎教授分析的三个案例，也就是海尔、ＴＣＬ和格林柯尔，很多评论是说，即使他最终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这三家公司的质疑，而且他的质疑是以财务分析为基础的。

周其仁：我在路上看报道，开始也以为他真的通过财务分析抓到了可指控的证据。回来看了郎咸平指导下写的那三份研究报告，才发现不是那样一回事。以海尔为例，他们报告提出的中心疑问，是海尔职工持股会为什么拥有海尔集团诸多的资产权利。在查证了海尔投资与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来龙去脉之后，报告质疑“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手中的？”可以质疑，但质疑毕竟只是质疑。可是报告紧接着就有了答案：

“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请问这叫什么研究态度？轻轻两个“如果”，就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就算“假设”吧，那小心求证呀。从假设到完成求证，要下多少功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后来郎监管公开炮轰，连“如果”也不见了，直接就变成“海尔此举侵吞国资”的定论！求证了吗？在哪里？郎咸平可能以为，海尔高管在持股会持有股份肯定板上钉钉，因此海尔集团的高管们一定通过控制董事会，把国资权益输送给个人持有私人股份的职工持股会。于是，“侵吞国资”罪名成立，义愤填膺当然顺理成章，否则“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让不明就里的善良人听来，这样的事情能不让人群情激愤？

破绽在什么地方呢？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根本就不是国企。郎咸平不是口口声声说他靠数据说话吗？连海尔究竟是什么制的企业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事喧哗，不料人们围上来一看，居然是一匹鹿！应该尴尬之至、无地自容吧，怎么还说自己“治学严谨”？

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到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实质问题，我认为海尔集团的法律所有权与实际产权关系是脱节的。在实际上，海尔集团的资产来源是清楚的，就是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贡献。但是在法律上，海尔集团所属的大集体所有制，从来不承认任何成员的私人财产权利。为什么说有矛盾？因为明明对资产形成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就是不可以拥有清楚记到名下的财产权利。那么多企业搞坏的就搞坏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会紧张。可是搞好的却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认，公道吗？更重要的是，在多种产权制度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包括企业产权制度的竞争。比方到市场上聘一个称意的人才，别的企业可以开出的条件，海尔开不出，怎么竞争？为什么开不出，因为张瑞敏自己也没有。事业心永远重要，可是市场竞争的教训说，单有事业心不够，还要清楚的权利为基础。

所以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你想企业资产已经形成，原则上也知道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可是因为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海尔资产形成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过郎咸平的指导；现在要界定海尔的财产关系，为什么非要你来搅和不可？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真的财务分析本事了得，发现海尔改制的确侵犯某方利益的，拿出可靠证据来按司法程序指控。学术研究吗？总要讲一点基本的规格，别的不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知道的吧。

记者：那么ＴＣＬ呢？应该说在改制之前，它是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吧？

周其仁：不是的。就我所知，ＴＣＬ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一种国企模式。法律上，它开始的时候是惠州市的地方国有独资企业，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惠州市人民政府就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定了合约。我一直认为这个合约非常精彩，是了不起的创造。主要内容一是李东生为首的高管要为掌控公司控制权付一笔抵押金，李东生个人当时好像交了50万，其中包括他和他父亲的房产。另外就是预先约定，ＴＣＬ每年税后利润的一部分用于高管人员购买企业股权。这个合约安排，第一，鼓励创造利润；第二，管理层分成的利润不能拿回家消费，而是变成个人在公司的股权，让高管人员与他们大权在握的公司之间有长远的利益纽带。年年按约履行的结果，就是今年1月公布的ＴＣＬ 15亿股中李东生个人大概有1．48亿股，其他几十位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全部拥有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私人股权。我认为这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尝试。惠州行得通，其他地方也可以参考。

郎咸平倒是知道ＴＣＬ是不同于传统国企的，因为他看到企业家个人股份在ＴＣＬ登堂入室。但他依然高调指控，名目是“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是的，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甚至参股，股权在百分比里减少，也就是“稀释”了。不过，“稀释”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利益的减少。因为没有收益的100％股权，比有收益的50％还不值钱？要指控ＴＣＬ改制使国有独资地位丧失真正犯了大忌，你必须拿出证据说明国家利益在稀释后减少了。可是翻遍郎咸平满篇搬数过纸的报告，我就没有看到有一个数据说明这一点。

他批评的逻辑实在怪异。“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地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真有这回事吗？那不就证明ＴＣＬ的改革改对了？因为“（国企高管）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到底对谁不好呢？没有这回事情吗？那么郎咸平究竟在对谁开炮？再来，“相比较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是最幸运的一个。李东生的幸运之神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如果ＴＣＬ处于张瑞敏所在的青岛市政府或者倪润峰所在的绵阳市政府，结果就可能不是今天这样。”说得没错，但有没有是非标准？应该让惠州政府向绵阳政府学习，还是让绵阳向惠州学习？我个人认为，绵阳应该考虑学惠州。至少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不要让李东生们太幸运，就一定要惠州学绵阳吧。麻烦在于，要是绵阳真的学了惠州，挨批的就该轮到绵阳啰！

更奇怪的是，郎咸平对海尔，以“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为由，坚决要求“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ＴＣＬ呢，倒是向股民详细披露了每个高管人员的持股份额，郎咸平有没有表杨？没有。照样劈头盖脸把“国有资产流失”大帽子扣上去。我实在搞不懂，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

还有，质疑李东生持股时说，“李东生基本不是一个像张瑞敏那样的创业者，而是一个守业者”。读来令人觉得张瑞敏的待遇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到了胡说海尔侵吞国资被驳回以后，郎又宣布“张瑞敏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本身并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始人”。这里的“数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才可以任郎自由调遣？另外，这位“2001年底才决定到大陆发展的”郎咸平知道不知道，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时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一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是不是这么活过来的就是错？也许是吧，所以要改革，可又改则得咎。

记者：在被格林柯尔收购之前，科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先不说所有制的问题，单纯从并购的角度看，您怎么看郎咸平的质疑？

周其仁：对格林柯尔的指控，是说它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这就是郎咸平讲的故事。用常识来问一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它为什么不把海尔、ＴＣＬ还有天下大公司一块全收了，省得“郎监管”那样辛苦。

幸亏我还知道一点科龙。创业人团队的领导人叫潘宁，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虽然公司后来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其实就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公司，政企分开谈何容易？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我叫做“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个过渡，接着就是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撇开细节不论，我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企业家控制权不是可靠的长期制度安排，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控制权靠不住。我一直为当年的科龙耿耿于怀，提醒其他类似的公司引以为戒。

这些看法与郎咸平好像分歧不大。他指导下的论文说，“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只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我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科龙没有及时改。卖出科龙的镇政府头头我也拜访过，是非常强悍的人物，要不是无路可走，决不愿意放弃科龙的控股权。今天海尔的张瑞敏比当年潘宁年轻，大小环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尔已经开始探索产权改制。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惟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小结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ＴＣＬ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记者：您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讲清楚，从您这些年研究的经验看，传统的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经为文写下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保姆”，谁是主人谁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骄傲？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谁也使不上劲。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还发明了“大陆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客气地讲了一篇不同意见，郎咸平就说张军也是拍脑袋的。可张军偏偏离50岁还差得远，岂不是当场被郎咸平自己推翻？“凡50岁就一定拍脑袋”，生理机制何在，心理机制又何在？如此一派胡言，好像还很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记者：存量改革中现在出现了很多矛盾，很多人担心，这种矛盾会激化，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有些对存量改革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的人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是无法规避的，操作中应该怎么样来使得改制的过程尽可能地平滑？

周其仁：古代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启发我们把麻烦的复杂问题分开处理。公有制企业在法律上都姓公，但实际资产形成的路径大不相同。就我自己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大体是三分天下。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类别，可以考虑分开处理。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过去讲“抓大放小”里的那个大，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这里一分为二。一个类别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近一年研究湖南长沙和山西左权县的经验，就是不再一户一户去改。因为个别处理，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长沙和左权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盘改，把整个城市的国资一起来盘，共同承担历史债务。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ＴＣＬ、美的、包括从前的科龙为代表。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限于历史条件，法律载体只能是当时仅有的国有制或集体制，但实际上这些公司资产的形成，一靠创业企业家和员工的人力资本，二靠市场信用。因为是从市场里杀出来的，创业企业家控制着他们领导形成资产的公司；但在法律上，公司的资产还是归抽象的国家或集体。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就是承认企业家和工人人力资本应该得到的合法产权。过去说资本价值全部是“活劳动”（人力资产）创造的，“死劳动”（物资资产）完全没有份。怎么就突然来了大颠倒，好像资本价值全部由死劳动创造，“活劳动”不应该有份了呢？我以为颠来倒去都是错，资本价值是物资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作的。

记者：除了改制本身存在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外，有些人对改制提出质疑，是因为很多交易过程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私人资本和企业的经营者利用这一点侵吞国有或者集体的财富。

周其仁：是的，倒回去界定产权的事，前无古人。西方名校是没有这门学问的，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基础，也没有对这类知识的需要。公有制改制过程中，要严丝合缝的确很难。最严重的问题，是后来在位的权力人物，对公司资产的形成不一定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还有过负的“贡献”，但在改制中利用权力，硬要分走一大块。几年前我白纸黑字批判这种攫取行为，指出这是改制最大危险。但我也想得明白：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活动才最终失去土壤。因此我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至于更一般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我看过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是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情，所以千万要拿准重点所在。我的认识为：权钱交易、权贵主义等等，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个重点不解决，走市场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样也挥之不去。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我讲过，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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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39 资料短消息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没希望

我再来复旦因为复旦是复旦，我的那个国有企业大讨论就是从复旦开始的。
　　
　　今天我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改变你们的一辈子，改变你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小时候很笨，大学毕业了考沃顿商学院，托福只考了550，GRE只考1630，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全场笑)
　　
　　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我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1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57％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
　　
　　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这里从略)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3，4百年以后，腐败了。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券)。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于是他开始了宗教革命，他宣称，赎罪的价格弹性为0.于是欧洲的老百姓开始把目标由下一世放在了今生。城堡的产生，国家的产生，都是源于此，贵族要保护农民，就收保护费，那就是税收的起源。然而城堡里面的贵族的吃喝玩乐又开始了，贵族们的亲戚就看不惯了，因此产生了贵族革命，产生了上议院，这就是一种对税的分赃。但是由于有了上议院，国王要用钱就必须首先经过上议院，他觉得太麻烦了，于是想出来建立国营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关直接到皇宫，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王也开始花天酒地了，老百姓们不爽了，他们爱开Party，有一次大概喝多了，于是有人说我们去和国王分赃吧！于是成立了下议院。这就是政党(Party)的诞生。
　　
　　欧洲的战争使得欧洲的国家民穷财尽。国王又想法子怎么样搜刮钱财。于是，第一张债券就诞生了。但是显然国王没钱还债券的嘛，于是发的债券都是“打白条”的。随着债券越发越多，那么在国王这里的存量(Stock)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不如我们设立一个Market吧，这个市场就是Stock Market，用来专门出售国王的白条。那么怎么会有傻瓜来买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就是以“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购买这些“白条”的收益，那么这些“未来的现金流”又在哪里呢？在中国，在印度，在南非。这就是股市的来源。欧洲这样搞是不行的阿，这样就是一群傻瓜骗第二群傻瓜，
　　
　　第二群傻瓜骗第三群傻瓜，所以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我看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和那时候的很像那时候的金融危机阿。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在欧洲这么一个危机时刻，亚当?斯密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富论》，他说“政府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以市场化为主导”等等。你们是看不懂《国富论》的，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你们才看得懂。因为你们都是精英***的代表，我们都是精英***的可怜虫。我在美国时，90年我的论文排在当年美国引用率第一，我很得意阿，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英了。有一次曼哈顿南区法院邀请我去当陪审团，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是精英。去了以后，才看到其他11个陪审团成员，原来是11只猪，6只黑猪，5只波多黎各猪(郎的原话)。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啊，怎么和这些猪坐在一起。后来法官过来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精英。(全场大笑)“那你出去。”法官说，“郎先生，像你这种人，讲个股份制就会激动地要死，说难听点，你就是偏执狂，神经病一个。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她们的价值观是社会哺育的，他们有着”普遍价值观(Common View)“。他们只凭直觉来判断，是社会意见的缩影。”在普通法系国家，英美的股票市场好，而在大陆法国家，法德中等国家，股市就差。银广夏的案子，在大陆法中就没有先例，不能判。而在普通法系国家，觉得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只要违反公共意见，就判你有罪，公序良俗)。
　　
　　欧洲的三次金融危机，能够化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普通法。普通法系的监管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我一直很纳闷怎么英国的股市没有监管，却有如此好的表现。我又去查资料了，原来在1533年，250个伦敦商人，买了3艘船，雇了200个海员，向北去找中国。但是这需要很大的Trust阿。我喜欢把Trust翻译成“信托责任”。他们在挪威遇到风暴，船沉了两艘，后来就到了北极，200个海员滑雪橇2000公里，遇到了欧洲传说中的恐怖大王埃文。他们用钢笔，墨水换恐怖大王的貂皮等，回来了以后，这个有“信托责任”的船长，下次出海时就拿到最高的奖金。(最高的市盈率)。从此，在英国人的血液中，信托责任就从此留下了。
　　
　　中国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今天的产权改革，可以打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家很脏，但家值100万，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200元的你家的所有权吧，但是，家的价值却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2000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你们说合理不合理？(下面齐声：不合理！)
　　
　　中国股市在这种体制下，没得救！
　　
　　还有人混充学经济的，说只有私有化，自己的东西才珍惜。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兽性阿！
　　
　　我给企业家上课，问他们韦尔奇厉害还是你厉害，没有人敢说自己比韦尔奇厉害。但是韦尔奇在GE干了20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退休时才拿走1亿美元。但是我们现在的老总，公司才GE的十几万分之一，但是一拿就是几个亿，十几亿，还不罢手！
　　
　　有信托责任心的人，才能真正的富裕。(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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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46 资料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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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改革顺利转型秘密

顺利转型的秘密：私企从下到上成长

　　记：您在2003年多次讲到，您赞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战略划分为“有机发展战略”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的分析，并在《改革》一书中，将这种理论框架加以应用，得出中国改革是由于采取了“有机发展战略”才取得良好成果的结论，为什么？

　　吴：是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比较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战略长短优劣的文章成为一时的热门。当时最流行的分析框架是“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二分方法。对于中国改革，毁之者和誉之者都以它采取了“渐进主义”战略作为理由。我从一开始就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我认为，中国改革有别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特点和巨大优点，不在于渐进而在于着重于“增量”（非国有部门），而不着重于“存量”（国有部门）。但是我并没有由此建立起一个能够涵盖社会主义转轨的中、东欧国家转轨战略的理论框架。后来我看到了科尔奈关于“有机发展”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两种战略的分析，觉得很受启发。他所说的“有机发展战略”把转型工作的重点放在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而“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规定为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他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以后，得出的结论是：采用“有机发展战略”的国家取得了转型的成功，而采取“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的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如果将这一理论框架稍加变通，仍然从扶助私有企业从下而上地成长，还是实现现有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着眼去考察不同的转型战略，科尔奈的这一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一开始就着重于私有部门从下到上地成长，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较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顺利的秘密所在。

　　记：具体地说，中国这一改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私有部门是如何破土而出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带动整个改革的？

　　吴：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仿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国有企业为重点，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但是它并不成功。一年多时间以后，转向农村改革——将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从广大农村生长出几千万个私有的农民家庭农场，才打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随之而来的是还带有某些行政性的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它们在80年代支持了中国的高速度发展。而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80年代初期私有企业的合法化，及其在浙江温州等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到了90年代初期，合法存在的私有企业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反思社会制度：为何改革，怎么改革

　　记：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故事，每一步都表现为不同人群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似乎杂乱无章，并不符合某个统一的思想逻辑。常常是试验、取得成效、加以推广；失败了，则另辟蹊径。并且，改革多头推进，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要想从理论上对改革加以归纳、梳理显然是很困难的，您是用什么样的线串起散落一地的珍珠，搭建《改革》一书框架的？

　　吴：这确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我也是反复尝试，最终采取了这样的布局。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总论、部门专论、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结论。第一部分分为两章。第1章提出问题。中国提出改革问题是源于原有的经济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病，而这种体制又是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作为可以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制度而提出来的。由此提出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地落实到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制度上？（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又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第2章对中国改革的全过程进行鸟瞰式的考察。根据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我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2）1979－1993年：增量改革；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

　　市场经济有两种：法制的好，权贵的坏

　　记：您在1998年提出了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近年来利用各种机会表达关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前年您还和江平教授联手创办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与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探讨改革中一些深层的问题。关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的分析是您书中的重要内容，它与经济改革是一个什么关系？

　　吴：在改革初期，我和不少经济学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打破了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就有了根本的保证。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既有能够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有权贵统治、贫富悬殊的市场经济；既有建立在秩序与规则基础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也有秩序混乱、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一句话，既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可能是坏的市场经济。我们追求的显然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近年来，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和腐败行为愈演愈烈，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或者大搞权力“寻租”，或者蚕食鲸吞公共财产，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促使我思考中国改革的前途，如何才能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们看到，在诸种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对待改革的态度由改革初期的维护计划经济与主张市场经济改革的两种，分化出保持甚至强化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第三种态度。这第三种态度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将导致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上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要想使政府履行应有之责，就必须加快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目标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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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1 09:48 资料短消息

吴敬琏：法治市场经济利于机会平等
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新一届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进行农业税改革、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等等。怎样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更富有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有利实现机会平等。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何在，才能对症下药。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贫富差别扩大的根源在市场化改革。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关于效率与平等相互替换(即负相关)的原理，指责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相联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吴敬琏认为，这种论调对于效率与平等关系的解释是不确切的。收入不平等可以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它可以是由机会不平等或者起点不平等造成，也可以是结果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奥肯所说的效率与平等间的负相关关系，存在于后一种情况下。至于机会平等的程度，一般说来，却是与效率的高低正相关的。例如高考和就业中存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的情况，就是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极大障碍。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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